第二百零九章 “短期效益”（1/2）

除体现经济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外，朝庭原来实行的是三权合一的**体制。经济自由的发展，要求司法独立，并且法律必须与国际接轨。经济自由本来就是国际性的；不按照国际标准逐步建立符合要求的法律和司法体系，经济无法正常运作。再加上洋人动辄以大清帝国的法律和司法不人道、忽视人权为治外法权存在的理由，成了改良派人士一大心病。要维护司法主权，废除治外法权，也不能不改革法律体系，建立独立的与国际接轨的司法制度。

至1898年11月，光绪下诏继续变法。翌年3月13日，一道“上谕”下达：“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中国法律现代化由此起步。

1899年起，《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等先后出台。其中，最重大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新政”在短短的两年就见到起效，在经济上，“新政”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明显发展。三年间，除两江和台湾外的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在1895至1898年的民族工业，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5家，年均14家；而1899至1901年间，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76家，年均192家，是前者的14倍。

这种发展还表现在矿业上，1899至1901年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此外，交通、商业、金融等都有了较明显的发展。在农业上，由于土地面积的增加，促进了农作物产量的增长；而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知识的传入，则表明中国农业生产也带有现代的色彩。

在政治上，朝庭的中央机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政”前，朝庭基本上还是封建的政权机构。在“新政”期间，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以及设立商部、练兵处、巡警部、学部等；还表现在1900年11月重新更定官制，除内阁、军机处仍旧外，新设立或改名称的有：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海军部、军咨府。到此，清庭虽然仍是半新半旧的，但这毕竟是清朝政权机构迈入现代时期的开始。

第三，在军事上，军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刘飞扬大力清末编练新军，虽然没能完成全国60万的新军，但在两江、闽浙、华北等地建立了八个军，共三十一个师，近40万的新军。

第四，在思想文化上，通过“新政”，在这方面的变化是十分突出的。其一，结束了科举制度的历史。其二，出现了办学热潮。由于朝庭号召办学，又公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加上废除科举制度，于是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三，由于朝庭的号令及地方官和个人的努力，很快地出现了留学的热潮。1899至1901年间，仅留美学生就多达8000余人，这同“新政”前比较，增长了100多倍。其四，政治思想也有所变化。随着“预备立宪”的开展，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的努力，再加上刘飞扬暗中的支持，西方资产阶级某些思想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在中国封建**思想体系中透进了一线民主的霞光

第五，在阶级关系上，“新政”其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明显地增长，特别是这时，民族资本的中小企业大量涌现，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力量有了明显地壮大。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由甲午战前的70万人左右，增长到1901年的266万多人。

重大的变化也带来了，对中央最高权力机构的变革的呼声。1901年10月，梁启超在《时务报》大声疾呼：“以今日之势，非大举政界而改革之，不足以变法之再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