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六章度 人民力量党（1/2）

但是，就是这样一部明显带有进步意义的宪洗却受到很多人的极力反对。当时《钦定宪法大纲》的反对力量不但来自于革命党人等政治激进分子，甚至不单是一些顽固官员，还有大量的既得利益分子，主要包括三种人：

一是部分排汉思想颇为强烈的满族亲贵。他们认为“立宪政体利于汉人，而满人历朝所得之权利皆将因此尽失，故竭力反对之”；

二是与立宪派官员矛盾较深的汉族大臣，如大学士王文韶、孙家鼐，吏部尚书鹿传霖、都御史陆宝忠等人。这些人都是“久处要津广蜚令誉者”，其权力地位来自旧的政治体制，担心“立宪利新进不利耆旧”，一旦按《钦定宪法大纲》变更政治制度，实行三权分立，自己的权力地位随之下降，于是也符合部分亲贵反对《钦定宪法大纲》；

第三才是闭目塞听、恪守祖制不能变的顽固官吏，如内阁学士文海，京师大学堂总监刘廷琛等。在这些人看来，中国固有的政治制度“乃历代圣神文武垂创后世，我朝列祖列宗损益至三”。他们要求“明降谕旨”，废除《钦定宪法大纲》，“宣明国会以下劫上，长奸堕威，大乱天下之道不可行”。

在古今中外的所有政治变革中，统治者都需要慎重处理同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激进派，他们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对美好将来有着虔诚的憧憬，誓死与现实决裂，并善于鼓动；另一方面是留恋既往的顽固派，他们往往是既得利益者，对变革有很大的牵制力。

只要有一方得不到安抚，政治改革就有可能毁于一旦——如果激进派占了上风，由于缺乏现实政治操控能力，社会就会陷入更大的混乱；如果顽固派力量过大，社会就会重归保守，就有可能再次上演戊戌年的悲剧。无论哪种结果，都预示着灾难的降临，因为若干年后还要重新面对老的问题，悲剧性的循环由此而生。

除上述三方面的反对外，还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当时的情况下，或是哪怕过一百两百后，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在有投票权力的条件下，是否能接受一个少数民族的人当皇帝。

其实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君主立宪政体自有其存在的历史意义。如果把它置于几千年君主**传统的背景下加以考察，那么实行“大权统于朝廷”的中央集权制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孟德斯鸠在《法意》中认为，民主制和君主制都是合理的政体，**政体则不合理。**国家中，法律等于零，君主的意志统治一切，这样的国家是按照恐怖原则实行的残暴统治；共和政体虽好但不易实现，只有“古人之英雄美德”占优势的地方才能够实现，而要求现代人具有这样的品德是难的；君主制循法而治，这种根本法不容许专横任性。

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及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后的产物，而在中国，二者的关系却颠倒过来，先有民主思想及政治思想的传入，然后才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虽然此时的立宪力量已经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崛起，但在绝对数量上，全国广大人民不知宪政为何物，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立宪派要求全国选举开设国会，而革命党则内外筹措准备进行着暴力革命。

此时的中国，关于中国民主进程的起点、速度及建立何种程度的民主政体问题，有三种不同的设想。革命派主张在中国建立美国式民主共和国；部分立宪派的主体则主张以开明**为之过渡，继而建立以责任内阁为中心的议会君主制政体，即英式虚君共和；而清政府则热衷于建立日本式的二元君宪政体。

客观说九年预备期的内容及施行情况，就会清楚地看到，“新政”的立宪进程其实是一个在政治上相当激进的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