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章 刘飞扬下野（2/2）

政启就惩戒刘飞扬之事还密电征询新军中的高级军官意见，两江总督第二军军长刘洪恩、东北总督第四军军长林镇伟的答复是：“刘有何错可责，若责刘，则先解除臣等职务，以免兵士有变，致辜天恩。”

政启最终于1905年4月2日以降下上谕：“军机大臣、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刘飞扬，夙蒙先朝擢用，朕登极之后，复与殊赏，正以其才可用，使效驰驱，不意刘飞扬岳丈谭钟麟病逝，着即开缺，归家其忧，以示朝廷体恤之意。”

很显然，在上谕用语中政启十分慎重，这应是他权衡利弊后的决断。刘飞扬接到“归家其忧”上谕后，即向政启辞行，从京师返回上海。

政启受德国皇室策略影响很深，他曾亲眼目睹德国皇族从幼年时起，就身受极严格军事训练，他认为国势的强盛即源于皇室的强盛。但他身边支持者当中，除了载泽、端方等少数人外，都没有太多的政治经验。他在不待羽毛丰满之时，就迫不及待地向刘飞扬开了刀。

政启对刘飞扬的驱逐也为日渐高涨的革命派的反满宣传提供了又一个有力口实。

清代两百多年，满汉民族矛盾一直尖锐，加之政启上台后以打击刘飞扬为首要目标，因此，革命派常夸大民族矛盾在政争中的影响，把政启的集权政策归结为打击汉族势力，实行满洲贵族集权，把政争说成满汉之争。

其实，光绪政争双方多为汉族大臣，如1902年“百日政潮”时的瞿鸿禨、岑春煊和刘飞扬、康有为之争，而政启时期的政争基本上在朝庭中重臣间展开。满人集团内部也产生混战。载涛、载泽、善耆在对付刘飞扬时结成统一战线，但在政治利益面前，他们的分歧也愈来愈深。善耆虽然反对刘飞扬，但他对政治兄弟三人是极力敷衍，貌合神离，在宪政问题上与政治存在分歧，反对速开国会，设立内阁，对民主党也极力反对。德兴阿在政启上台之初对他十分倚重，但不久就将他抛弃。政启这样做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德兴阿在满洲亲贵中号称“知兵大员”，军中声望仅次于刘飞扬，既有才干，又有经验，若由他掌握军队，政启兄弟势必大权旁落；二是政启等认为德兴阿曾受刘飞扬提拔，与刘飞扬关系不一般，不去德兴阿，则刘飞扬势力依然存在，仍将永远把持朝政。在政启等人的排挤下，德兴阿只得托病辞去陆军大臣。载泽为保皇党有头脑、有胆识的干将，但亦与载洵、载涛不睦。

政启打击的对象既有刘飞扬这样的汉族重臣，又有奕劻、德兴阿这样的满洲贵族；既有阻挠立宪的蒙古人陕甘总督升允，又有玩忽宪政的汉人毛庆藩。依靠的对象既有载洵、载涛、良弼等少年亲贵，又有吴禄贞等大批汉族留英士官生。清末政争，不仅有汉族大臣参与，更有满洲贵族充当主力，政争的任何一方，都有汉人参与支持。因此，清末政争早已超过满汉之争的范围。参与政争的各派均为预备立宪的实际主持者。政启的保皇党少壮派主要人物都坚持立宪，如度支大臣端方、商部大臣载泽、陆军部大臣铁良。较受立宪派拥护的海军大臣载洵也与民主党暗中往来。论争双方的中心问题是自己一方在预备立宪中的地位，新内阁中的职位如何分配即为焦点。

第二百二十章刘飞扬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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