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八章 新政综合症（三）（1/2）

综上可见，新政开启之后，特别是预备立宪逐步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之后，朝庭有意在引导舆论普及立宪思想，并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开展教育、卫生等日常生活方式的革新；且不惜牺牲巨大既得经济利益、不惮引发列强压力开展禁烟事业；还花费巨资整备陆军、重建海军·····试图在最后关头挽救自己的命运、挽救自己统治的整个帝国和整个民族的命运。一方面，清庭这些不得已而为之的政治努力，不仅带来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以及新事物、新思潮的大量涌现，也进一步触发了民族的觉醒和更多人参政议政意识，从京城到大西北的偏远县城，更多的人开始走出狭隘的家族主义的樊篱，开始关心国家的命运，甚至不少人第一次有了“国家“这个概念。——朝庭的开明举措和民间的积极回应，确实为中华民族、为统治者本身提供了一次历史性的契机。但是由于各种社会问题积重难返、新政事业牵一发而动全身，更因为政治改革的绝佳机遇已经错过，各项新政举措不但没能达到预期的成效，反而进一步诱发了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政的推进也增加了满清的生存危机感；对于清庭本身，则意味着统治危机将日趋加重。

政府权力未必一定就是个人权利的敌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君主立宪国家的政府权力比“臣民”力量还要弱小。但一场社会改革不论在本质上多么合乎时代潮流，多么具有“进步性”，一旦它侵犯了生存在其中的人民的切身利益，严重侵犯了他们的最低生存权，或者是与其价值观严重冲突，就势必引起下层人民的不解与对抗。

新政和政治改革一直是打着顺应民意、顺应时代潮流的旗帜推进的，并且在客观上确实推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地方自治被说成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举办，省咨议局被宣传为可以代商人和群众参政议政的地方议会雏形；新学堂传播着新的知识和理念；新型模范监狱也被广泛建设，在里面没有酷刑，犯人们甚至也有基本的权利，这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闻所未闻；新军的建设则是为了对内保卫人民正当权利，对外抵御列强，警察是用来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与生活秩序······

在现实生活中，政府的一套说辞也都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清庭小心翼翼地安排“预备立宪”，一方面可以解释为当政者的保守所致，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改革者的政治谨慎态度。

但是，历项新政措施的推进都需要财政作基础。

上文提到财政危机已与扩军政策形成对立局面，而整个帝国的实际财政情况则是：1898年财政赤字1000余万两，与财政危机同时出现的是财政支出日益加大，各项改革都需要财改拨款。到1906年资政院的财政预算，朝庭岁入86696万两，岁出98135万两，赤字1亿1000余万两。就各省财政状况看，也大多支大于收。1905年湖北岁入包括所借外债1436万两，支出1649万两。四川则每年亏空250余万两。奉天、吉林、黑龙江入不敷出也非常严重。1905年奉天岁入980万两，岁出1340万两。吉林岁入480余万两，岁出650万两。黑龙江岁入290万两，岁出400万两。几乎所有的省份都受到财政匮乏的困扰，严重的财政赤字使“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官在论及财政问题时不用‘支绌’二字”。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地方税收都不足，在两江、闽浙、山东等一些刘飞扬控制的地区，税收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两江，中国最早发展起来的地方，一年的税收就有3亿6000多万两，但是上报给朝庭的数额只有6000多万两。虽然，朝庭也知道刘飞扬让人瞒报了，但不知道他瞒报了那么多，而且也不敢去查怕惹恼了刘飞扬，惹恼了新军。朝庭知道刘飞扬一直暗中给他的新军补贴。

但新政改““无事不需款，新法新器日多，非巨款不能集事”，朝庭决定加税于民。除此之外，清庭也无力安抚发生在其他领域内产生的对立情绪。

1906年6月18日的《民呼报》报道说：“自举新政以来，捐款加繁，其重复者，因劝学所或警费不足，如猪肉鸡鸭铺捐、砖瓦捐、烟酒捐、铺房最小之应免者，复令起捐。”

汉口的《公论新报》甚至发表评论直接攻击新政，指责它“仅仅是一个蒙蔽我们的弥天大谎，以此作为由头来经常榨取我们的财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