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五章 “铁路危机”（二）（1/2）

同时，宋育仁、甘大璋等川籍在京官员对国有政策的支持，非但没能削弱反抗浪潮，反而激起更大的抗争。10月25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把这些官员的举动通过报告的形式向全省宣示，激起了商民更大的愤慨。盛宣怀向四国银行借款修路的细则其实并不为中下层更多人所清楚。但当时，在东风社和革命党的推动下，民情的激愤程度可想而知。朝庭投敌卖国，将铁路拱手让与外人之手——这是最简单也最为人们所乐于接受的一种解读。

政启对王人文的征询均未作明确答复，邮传部也不能接受这样的条件，邮传大臣盛宣怀声称不可能取全国之财而补四川商办公司亏损之资，载泽主持的度支部作为财政总管部门更是反对。

这样，王人文就处在地方咨议局和朝庭的双重压力之下。一方面，川督王人文的陈奏受到政启的漠视甚至斥责；另一方面，“其心至诚”在川省商民和同僚中赢得了的极大拥护，也使他极为珍视这种名节，也更为坚定自己的主张。这两种因素导致他此后与朝庭渐行渐远，终被罢黜，他身上的悲**彩也为商民的抗议运动增加了新的动力。

政启迁怒于护理总督王人文屡违上意，办事不力，遂放弃王人文，任命赵尔撰为四川总督。这位祖籍山东的汉人，在1903年5月随四川总督锡良入川，设立行辕，派兵屠杀反清“平会”成员数百人，得号“赵屠户”。此后会同黔军镇压贵州红灯教起事。1905年又入巴塘，镇压边民叛乱。1906年授督办川滇边务大臣职，在任上实行改土归流，颇有政绩，推行屯垦、通商、兴学、开矿诸事，促进文化、经济繁荣。1906年12月任护理四川总督。

朝廷试图利用他的铁腕力挽狂澜。

但在处理四川保路风潮方面，这位新任总督继承了护理总督王人文的意见，并对王人文参奏盛宣怀表示钦佩，言称：“惟公正气特识，萃于一身，实为丰所钦佩。”其后赵尔撰屡次奏朝廷重议“国有”之策。

12月31日，朝庭害怕事态失控，命赵尔撰解散包括保路同志会在内的各种群众集会，并要求“将首要数人，严拿惩办。”但赵尔撰并没有没有照办，而是向京师发出电文表达自己的看法：“若纯用压迫，反动转增，于事未必有济，而地方反受其弊。”

赵尔撰试图用安抚的办法化解矛盾，总督两次亲莅已被朝廷斥为非法的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赞誉会众“具爱国之热忱”，意欲利用自己的地方督抚身份缓和群众情绪。

与此同时，保路同志会的组织迅速扩大到重庆与川南。参加该会的成员都是各地商会、州县头面人物、咨议局议员，还有士绅、农工、学界代表，声势颇为壮大。

1907年1月下旬，原反对国有政策的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总理李稷勋也改变看法，主张将川路余款纳入国有路款，邮传部拟派李稷勋继续管理宜昌分公司。

“盛宣怀卖路于前，李稷勋卖路于后，是害吾全川之生命财产，皆二贼所为，吾川人必誓杀此二贼”的声音随即已经传播开来。但盛宣怀并没有对这种声音立即重视起来，随后与裁泽和起复的湖广总督岑春暄等先后上奏，支持对李稷勋的任命，并获政启批准。

保路同志会并不认可，上书朝廷弹劾甘大璋、李稷勋等人。但在这个时候，保路同志会和川中绅商等在民主党的立宪等仍力主温和路线，劝导群众“勿在街头群聚”，“勿暴动”，“不得侮辱官府”，力戒暴动，前后持续了十余日。由此可见，他们需要的只是朝庭作出让步，所谓的“保路运动”在这个时候并非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

赵尔撰表示愿意代奏。但朝廷的反馈电文下达到四川，没有作出丝毫的让步，执意任命李稷勋为宜昌铁路督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