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六章 风起四川（一）（2/2）

早在1905年，孙中山在刘飞扬授意下，就派遣川籍国民党成员回川领导革命事业，1905年，黄兴则邀请哥老会首领佘竟成赴宁，在孙中山的亲自劝说下，加入国民党，并令其回川发动武装暴动。以哥老会为代表的众多会社力量一直是潜藏在民间的一股强大势力，多以“反清复明”为会社宗旨。主张共和的革命党与主张“反清复明”的会社力量的结合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

加入同志会、联络哥老会是刘飞扬亲自制定，由孙中山组织的行动策略。虽然国民党成员们亲自领导的彭县、江安、成都、广安的起义先后失败，哥老会策动的泸州、江安、叙州等地暴动也被镇压，但是都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所以在保路运动一开始，刘飞扬就让国民党人就采取了“外以保路之名，内行革命之实”的策略，他主张“激扬民气，导以革命”，利用保路同志会作为合法的斗争工具。

1906年5月，国民党人就在成都四圣祠法政专科学堂开会，商议同盟会在保路运动中的具体方略，最终议决：一、“以保路为推倒满清的工具，而实行鼓动股东大会，组织革命军者同盟”；二、“离间官民，领导民众，拥戴蒲、罗诸人，暴动于省城之中”；三、国民党员分赴各地，“提挈人民，组织民军，共同革命”，“各以数百或数千人，割据州县，或进攻成都，包围于省城之外”。

保路运动进一步向革命的方向发展。

在保路运动中，民主党为了壮大势力，也有意联络哥老会，民主党中的一些人本来就和哥老会有较为密切的联系。罗纶的父亲是川北一带有名的哥老会首领，罗纶本人又在保路运动中颇有影响，因而他在哥老会中有很高的号召力。他曾动员多名哥老会首领参加保路斗争。很多士绅此后因为参加了保路同志会而附带就参加了哥老会，甚至出面领导哥老会进行保路同志会的活动。哥老会也得以在保路同志会公开、合法的名义下活动，其中许多首领成了各地保路同志会的负责人，这些力量的结合引起了朝庭的极大惊恐，认为它“贻患滋大，实与川省人民治安大有关系”。

在保路运动中，民主党等立宪派对革命派及哥老会活动的默许和支持，本是想向清廷施加更大压力，迫使政府在偿还股金的事件中作出更大让步，这在客观上不仅助长了民主党等立宪派的争路声势，也增强了保路运动中的反清力量。一旦条件成熟，这几种社会力量将交织在一起，足以撼动帝国大厦的根基。

面对如此重压，朝廷已对王人文、赵尔撰等川中大吏不再寄予希望。

对于川中的抗议风潮，载方有他自己的看法：“吵商办者，是一班新党，且非真正股东；股东只求保全权利，新党则别受所指。”载方在即受任督办铁路大臣，但他竟多次向政启提出辞呈，几经政启劝慰。载方之所以踌躇不决，是因为铁路国有以及借款合同的签订，他参与不多，面对商民的抗议运动，他不愿这个时候出面去收拾这堆烂摊子。

到了1907年3月12日，政启急命督办铁路大臣载方自湖北带“新军”第三十师入川“查办”，令四川提督田振帮会办，并命赵尔撰严加弹压，试图用高压手段阻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但载方依旧长期滞留，延不入川，直至3月19日——即赵尔撰制造出向抗议商民开枪的“成都惨案”12天后——才只进至宜宾。

载方虽消极应对，但是朝庭的这一决定足以激起更大的反抗浪潮。

消息传来，群情激愤。

第二百三十六章风起四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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