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九章 争权（1/2）

刘飞扬的诸多追随者们也要求启用刘飞扬，宣称：如不用刘飞扬，指日可亡；如用刘飞扬，或可不亡。至此，处理局势必用刘飞扬的强大舆论已经形成。

但事实上，刘飞扬对武汉起义是一清二楚的，虽然武汉的起义并没有他的参与，但是他很清楚国民党的孙中山等一直在筹划武汉的起义。国民党等革命党在刘飞扬控制的新军外，大量的做着军队的工作。一些革命党人加入军队当中，在里面充当中下层军官，以此进行革命宣传和行动。

在湖北的新军中，革命党人是各地中最多的，而且军队中大多数的士兵，经过宣传教育后也倾向于革命。

而国民党等革命党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刘飞扬，所以他本人就是中国最大的革命者，他是不可能真心去镇压革命的。但是，刘飞扬他一直没有发动革命是因为他并不想用革命的暴力手段进行一场破坏力大的内战。

他支持“新政”以改变国内的落后，支持改良派、立宪派等以开启民智。一方面，使中国继续向前进步，一方面，以落后的清王朝的事实来教育民众，也使民主党等立宪派认清清王朝的面目，最后达到以一场低烈度的战争来结束清王朝，开启新时代。

所以，直到此时刘飞扬还是利用清庭来获取更大的权力，最后一击致命。

因此，早在3月份，张謇从江苏赴京途中，即专程赴上海拜访刘飞扬，其目的是与其交换当前时局的意见并鼓动刘飞扬出山。刘飞扬对张謇表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飞扬出山，我一切遵从民意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朝庭，并且要求民主党等立宪派同我合作。”

张謇对这次面谈结果也表示满意，他对随从说：“刘飞扬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

东交民巷使馆区也传出“非刘出来不能收拾大局”的声音。

“西方记者莫里循在与友人谈到这一时期的中国政局时断言：刘飞蛋白质是皇室的惟一希望，在中国有好声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惟一可以从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人。同期的《泰晤士报》直接刊文，公开提出要清廷召回刘飞扬，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是能够挽救时局的惟一人物。在列强的心目中，处于‘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之列’的刘飞扬不但关系着中国政局的稳定，而且这种稳定也关系着他们各自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利益。”

1907年4月15日、日及28日，政启三下谕旨起用刘飞扬，刘一番推诿之后，于5月4日赴京上任。刘飞扬的犹豫不决不仅仅是出于一代权臣的老谋深算，也有他的现实顾虑。

对于如何应对武汉起义，清庭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

盛宣怀认为：“武汉地据中心，乱事一日不定，恐他省望风响应，糜烂更不堪设想；即兵力、财力亦将无可分布，外人生心，尤属可虑。故大军急赴武汉，再复武汉，则各省便可无事。安危大局，决于迟速之间。惟自来用兵，未有统帅畏缩不前而能使将士用命者也。为今之计：一在催锡良进兵；一在命刘飞扬赴鄂。”除盛宣怀之外，翰林院侍读景润、给事中高润生等人也持速战之意。

而第二军军长刘洪恩在刘飞扬的授意下，致电政启，主张多方策应，徐图之，待到战机来临，以围歼。

刘飞扬是在争议之中赴任的。在刘飞扬的新任头衔中，特别被加上了“督办剿抚事宜”几字，而当初清庭下达给锡良的任务却只有“剿办”。“剿办”改为“剿抚”，实质上表明了清庭对湖北新军采取的攻势策略发生了改变。这与刘飞扬的拖延时间，达到自己获取最大权力的愿望是一致的。

自5月8日开始，第二军达到汉口，双方在汉口、汉阳展开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