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章“第一份天皇耻辱手书”（1/2）

第二百六十章“第一份天皇耻辱手书”

1910年3月27日，三国商定，由英国政府出面警告中国“充分了解到自己所作所为的危险性”，同时，三国政府又在日本东京采取联合外交行动，促使日本政府向中国作出让步。为此，一方面英法俄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卷入军事冲突，另一方面，在4月2日，三国驻日本公使正式要求日本政府与中国达成“全面的持久的和平解释方法”。

在“和平解决方法”原则的方针之下，在英国首相菲利浦斯、法国总统鲁伯、俄国副奥查金首相以及中国外务部长杨尚鑫的手中，从3月到6月，围绕着中俄和平条约和中日的问题，局势几起几落。

春天来了，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而英法俄三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的压力却一天比一天沉重。他们要日本政府给予中国以范围极广的让步。

在内外的压力之下，东京宣布逮捕了二百三十名朝鲜自由党政治犯，同时，在日本禁止朝鲜自由党活动，禁止朝鲜人进入日本，禁止有朝鲜标志的东西在日本发行。但是，在刘飞扬的授意下，中国政府以日本拒绝把朝鲜自由党的政治犯交给中国为由，于4月19日突然中断了同日本政府的谈判。同一天，中国报纸报道了军队调动的消息，中国四个甲师已在立汉省集结，并且黄海舰队和太平洋舰队进行袭击日本前的准备。

中国不顾英法俄三国三番五次地劝告，要用武力和战争解决中日问题，不惜破坏远东的稳定，这引起了英法的极度不安。英法决定对中国施加压力和影响，以迫使中国在英法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行事。也就是说要通过妥协，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解决中日问题。因此，在以后的四十八小时内，在巴黎的中国外交团出现了1909年10月以后最繁忙的外交活动，这是英、法、俄和日团结一致对抗中国的最后一次表现。

面对中国的战争威胁，日本政府于5月10日发布“部份动员令”，征召后备役人员和某些技术人员入伍。

5月11日，俄国外务大臣发表谈话指出，如果华军入侵日本，俄国将履行《俄日军事条约》的义务。

同一天，英法两国驻中国大使也对中国总理陈其昌表明，如果俄国履行《俄日军事条约》的义务，英法两国政府不能保证在协约的压力下不会介入。法国驻华大使法克斯说得更加干脆：“中日战争就意味着中俄战争，因而也许或迟或早成为中国与协约国的战争。”

中日的对峙引起的国际紧张局势，形成了所谓的“五月危机”。

在这次危机中，英、法、俄、日虽然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但是在抵制中国采用武力威胁一个日本、破坏整个远东的和平与稳定这一点上，有着某种共同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共和政府一致认为有必要实行政治退却。他们对刘飞扬说，中**事机器能够在没有列强干涉的情况下进攻日本，但其准备状况却不足以在两条并且可能是三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在多方的压力下，刘飞扬只得郁闷地发布了命令。

5月21日，刘飞扬指示在欧洲的外务部长杨尚鑫告诉英法俄三国政府，中国对日本没有任何侵略意图，华军在朝鲜和山东集结的传闻“毫无根据”。日，陈其昌奉刘飞扬之命恢复了同日本政府的谈判。5月危机得以暂时缓和。

但是在中国，刘飞扬一怒之下隐居了起来。他有一个星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

刘飞扬的报复心理使他把丢人的起因和责任紧扣在明治天皇和日本人身上。

因为如果日本政府不进行动员，俄国就不会支持他们，英法两国也就不会发出那个模棱两可的警告。他感到不快，必须让明治天皇和日本人为此而受到惩罚，感受他的报复的全部分量。

5月危机中日本政府的立场和英、法、俄不同程度的对中国强硬态度以及危机最终得到缓解的结果都表明，中国在面对列强的联合中，还是实力不足和缺少盟友。中国还必需增强实力和寻求一些强大和可靠的盟友。当然，刘飞扬意图也迅速的为协约国和同盟国所得知，两个军事集团也更加积极拉拢中国。

英、法、俄在5月危机中所表现的较强硬的立场并不意味着它们为了日本会与中国开战的战略。他们的目的仍是不惜任何代价维持远东的“和平”。因此，到6月2日，菲利浦斯派驻日公使伦西曼以“非官方身份”在日本“调查”，并让其与驻华大使弗朗西充当中国与日本政府的“调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