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不得不说说香港（…（2/2）

“大逃港”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57年、62年、72年和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

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员，甚至*干部。深圳市从1955年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

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

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

所以，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他们在“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上述物件都属于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

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为边防部队发现，甚至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为救生工具。

中老年人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为“扑网”。

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便不敢追踪。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

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

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

有一个当年的“拉尸佬”最多的一天，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

据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记录，1962年，广东出现严重饥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这些偷渡者成群结队，每人持一根4尺多长的木棒。带头的偷渡者公开说：“谁阻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当地政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