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温故1942》与大饥荒（1/2）

“想起来，四二年，叫人心酸；吃的苦，受的罪，实在难言。”这是最迟在2o世纪6o年代笔者家乡中原一带还广泛流传的一句河南坠子曲词。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o个县，1ooo万众的河南省，有3oo万人饿死，另有3oo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据河南籍作家刘震云披露（见他的历史报告作品《温故1942》），在他的家乡河南省延津县，上岁数老人提起1942年，仍然不堪回。“飞蚂蚱那一年，一个村饿死几十口。”“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刘震云的二姥娘、三姥娘都做了流民，二姥爷、三妗子都饿死在路上。姥姥同村的郭有运，逃难中因卖小女儿为老母亲看病，与老婆大打一场。老娘最终还是病死了。大女儿害天花死在洛阳教会的慈善院。扒火车去潼关，儿子掉到车轮下被轧死。等到陕西，全家六口只剩老婆和他，给人家放羊。不久老婆又被人拐跑，下落不明。郭有运命大，至今健在。回忆起往事，他说：“早知道一家人这个下场，哪用逃难啊，在家等死一家人死在一起也比这强。”

据当时重庆《大公报》驻河南战地记者张高峰报道，在如此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向河南征集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数额一点也没减少。陈布雷说，蒋介石根本不信河南有灾，说省政府虚报灾情。河南省主席的灾情报告里有“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字样，蒋介石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

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o％－5o％，其实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通过省政府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一些政府军高级军官把部队的余粮高价卖给灾民，大横财。来自西安、郑州的奸商，地方政府的小官吏、低级军官，一些仍然囤积粮食的地主，拼命以罪恶的低价收买土地。

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张高峰6ooo字的报道《豫灾实录》。2日，《大公报》刊主笔王芸生根据这篇实录激情写作的新闻述评《看重庆，念中原》。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知，勒令《大公报》停刊3天（3、4、5日），以示惩戒。这时，正逢《大公报》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颁的荣誉奖章，王芸生本拟亲去领奖。国民党*部长张道藩通知王芸生：“蒋委员长要我通知你，你去美国的访问被取消了。”

中原几百万人民的生死存亡就这样成为新闻媒体的盲区。在此背景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re?h?hite）挺身而出，踏上了河南这片灾难深重的千里赤地。“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年轻外交官那儿得知，河南32o万农民正濒临饿死。这位外交官私下里让白修德看了一些河南传教士描写这场大灾难情形的信件。中国记者都不敢前去采访，因为指责政府即使不让他们丢掉脑袋，也会让他们丢掉饭碗。”1943年2月，白修德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自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到西安，过潼关进入河南。两位记者坐着手摇巡道车自潼关来到洛阳。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

在郑州，他们受到最热情的款待，吃上了最好的筵席。河南省政府宴请他们的菜单如下：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3个撒满白糖的馅饼。在人食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的时候，白修德说这是他“吃过的最好的宴席之一”。“当白修德归结出虽然大自然制造了这次饥荒，但是致使百姓大量死亡的是国民党政府时，他的恐惧感很快展成愤慨。军队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税；尽管中国其他地方都有剩余物质，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因此，由于失算、忽视和冷漠，估计有二三百万的农民被活活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