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造成1942河南大灾（2/2）

宋致新算帐说：国民政府拨了2亿元赈灾款，当时平粜粮按最保守估计已涨到每斤1o元，2亿元只能购得2千万斤，分给3oo万灾民，每人只有6斤多。而国民政府从河南征收的是17o万大包小麦，每大包2oo斤，共计亿斤，分给3oo万灾民，每人可得11o多斤。

河南省军政不和，政府内部不和，彼此猜疑，互推责任，也是导致灾情酷烈的原因。宋致新说，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上邀功，瞒灾不报；军方只管要粮，以势相逼。三十一集团军军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是蒋介石的爱将，他在台儿庄大战中建立过战功，驻扎河南期间，还身兼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边区党政军分会主任等职，威高权重，*随之。大灾中，汤恩伯大肆扩军，在重灾区拉夫抓丁，横征暴敛，在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叶县大兴土木，驱使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累死饿死的民工不计其数。汤恩伯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经商走私，大国难财。老百姓把他列?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之一。

宋致新还认?，各县县长及公务人员的平庸无能，也是大灾越演越烈的原因。当时的河南，民间还蕴藏着很大的救灾力量。如果各县政府敢负责，组织民?，劝借劝募，以富养贫，或者组织生?自救，都可以缓解灾情。而且，1943年春季小麦长势很好，灾民只要坚持到麦收，就能看到生路。在1943年春救灾紧要关头，南阳《前锋报》大胆提出“放斗余，贷公粮”，号召各县县长打开公仓，把往年余粮和麦收前吃不着的公粮拿出来贷给灾民，但大多数县长害怕放了粮收不回，甯肯眼看灾民饿死，也不愿冒此风险。

1942年河南大灾以3oo万民?活活饿死而悲惨地结束。由于国民党当局严密的**，除了极少数正直敢言的中外记者?这场大灾留下了片断记录外，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竟然是如此默默无闻。但是，大灾的潜在影响巨大，恶果就一桩桩显露出来。最直接的恶果，是1944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军队在中原会战中惨败。4月17日，日军渡过黄河，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以5万左右兵力打垮了4o万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豫中3o多个县城。中**队意想不到的是，撤退时豫西山地民?到处截击他们，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甚至枪杀官兵，造成军队重大损失。

汤恩伯对此不仅不深刻反省，反而恼羞成怒，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归于河南老百姓，诬蔑河南民?都是汉奸，贴出标语，准备实行屠杀。1944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会议上，中原会战期间身在河南、亲眼目睹了汤恩伯部队临阵逃跑、侵民扰民行?的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从沦陷了的河南历尽艰辛来到重庆，在参政会上，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汤恩伯的罪行。如，汤恩伯利用军权经商走私，在逃跑前让士兵、民夫搬运大量私财；前线激战正酣，他却在鲁山温泉沐浴；仓库落入敌手时，里面还存有面粉1oo万袋，够2o万军队一年之用……郭仲隗的言引起?多参政员极大愤懑，由郭仲隗领衔，1o3人提交了严惩汤恩伯的提案。

中原会战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被撤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在蒋介石的庇护下撤职留用。不久，河南省政府也全部改组。

宋致新在《1942：河南大饥荒》代前言结尾写道：?纪念被纳粹德国杀害的6oo万犹太人，以色列民族在耶路撒冷修建了大屠杀纪念馆新馆。把民族的灾难转化?民族的思想财富，才是对灾难最好的纪念。“我想，中国人民，河南人民，是否（至少在自己的心头）也应建立1942年河南大灾的纪念馆呢？”

这与《饿鬼》一书作者贝克异曲同工。贝克在中文版前言和后记中两次表达了愿望：应该?六十年代大饥荒的死难者建立一座纪念碑。

《饿鬼》书中有一个重要观点：“世界上所有共?党掌权的国家几乎都遭受过灾难性的饥荒。苏联有过两次大饥荒，蒙古、柬埔寨、中国、越南、埃塞俄比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北朝鲜都有过惨重的饥荒。”这段文字实际上提出了共?制度与大饥荒的密切关系问题。贝克也说：“把所有这些罪恶和荒唐的行?全都归咎于吴芝圃和信阳的路宪文并不够完全，他们之所以如此狂热地追随大跃进的荒唐目标，其部分原因来源于河南的过去，过去的状况构成了培育乌托邦空想的沃土。”宋致新的着作，更以翔实的史料?迪人们：不合理的制度对于造成和加重饥荒固然是重要因素，有时甚至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纪念馆，纪念碑，都是?了纪念。而纪念的根本目的，是避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