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白玉香胰 下（1/2）

在唐朝，自由民可以通过拜师学艺成为工匠，虽然要受官府管制，但相对而言还是自由的。而贱民阶层的工匠一旦登记了匠籍，也就等于在脖子上了一副没有链条的枷锁，这辈子也难逃官府的掌握。

也就在黄盛向两个老工匠传授技艺的同时，黄盛也从他们的嘴里得知了唐朝的工匠制度，听完之后不由浑身都冒出的冷汗。万幸他是收服了卢政、张庶二人之后通过他们的关系来做这事，要是自己傻不愣登的真到大街上去征募工匠，岂不是自寻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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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早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初定官品令时，太宗李世民便定下文武官共设六百四十三员，太宗即叮嘱重臣房玄龄说：“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

唐太宗此语不但把工商业者归入“杂色之流”，而且杜绝了他们入仕为官的途径，被继任者奉为祖训圭臬，并视为一项基本国策。到了高宗乾封二年（667年）二月，又颁布令称“禁工商不得乘马”，也就是工匠和商人不得乘马。

再到文宗朝，重臣王涯奉敕详定诸司制度“约所司条件令式旧章，从俗酌宜，务遵中道”，并于太和六年（832年）上《准敕详定诸司制度条件奏》，就中援引《大唐六典》、《礼部式》、《卤簿令》的有关条文，说：“胥吏及商贾妻子，并不乘奚车及檐子……商人乘马，前代所禁，近日得以恣其乘骑，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骋以康庄，此最为僭越，伏请切令禁断。”

王涯这个蠢货不仅重申高宗禁令，而且说明唐律中亦有明文规定商贾妻子不得乘奚车及檐子，严厉防止工商业者凭借资财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不过没过三年这个王涯就遭了报应，太和七年(833年)，唐文宗任命王涯为宰相，进封代国公，食邑二千户。太和九年(835年)九月，王涯“奏致江淮、岭南茶法，增其税”。这项措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遭到人民的反对。同年十一月，“甘露之变”[1]发生，王涯仓惶逃出中书省，在永昌坊的茶肆被禁军抓获，腰斩于子城西南隅独柳树下。他的全家遭诛灭，家产被没收，田宅入官。

不过悲剧的是这王涯死后，哪怕距今已过了三十年，但他提出对工匠和商人加强管制的法令却是得以坚定执行，并且日益完善和严苛。就拿长安城内的工匠来说，主要实行的是匠籍制、团头火长制和市籍制。

唐朝官府制定和实行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为不同类型的人专立簿籍，不仅有为征收租庸调而立的均田户户籍，有为乐人及太常音声人而立的乐籍，有为征发徭役和色役而立的差科簿，也有为民间工商业者而立的匠籍。不仅民间工商业者立有专门的簿籍，即匠籍，而且法律上不准工商业者另入他籍，子弟要世袭匠籍。

除了编制匠籍外，唐政府还有其他一些法规和办法。《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工部》有云：“凡工匠以州县为团，五人为火，五火置长一人”，对工匠又按地区划分，并实行类似于府兵制的准军事编制。

而且工商业者还要在官府登录市籍，市籍详细登录入籍者的所有财产，作为征收资产户税的依据，而且入籍者的身份卑贱，受到多种限制和歧视：其一，有市籍者的家属在均田名田上，不得按乡里百姓的标准名田，狭乡实际上无田可名，宽乡则要少于乡里百姓。这与政府关于所有工商业户授田的均田令条文相符。

其二，有市籍者，政府要差以远役，若逃避远役，则有相关律令处罚定罪。后来虽有相对缓和的“每年旨条”作为补充法令，规定逃避远役不必按律令定罪，有些入籍者也可纳钱代役，但其中的匠户仍要被差以色役、差科，受政府操控的性质仍大致未变。

其三，在入仕上，法律规定有市籍者同不入市籍的其他匠户、行商一样，均不得入仕为官。

其四，在服饰方面，有市籍者同其他工商业者一样只得衣皂，不准越制。

总而言之，市籍制是与当时封闭的坊市制、市制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市籍制，官府将入籍工商业者更加牢固地掌握在手，征收户税，差以远役，加以歧视。

在得知了这些详细的信息之后，黄盛身上冒出的可就不仅是冷汗了，幸亏有张庶上下打点，要让他按着想当然的思路来办这事，只怕有九条命都不够死的。还好眼下这陈二和张禄都是张庶的家奴，在官方的匠籍上都已被注销，自然也就不再受官府的控制，仅是作为张家的私人财产而存在。

虽然听出了一身的冷汗，但手中的活计却不能停下，这第一次调配的桂花香型的香料底液也是有如神助般的一次成功。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唐朝时玫瑰并不是什么代表爱情的高贵花种，华夏习惯把花朵直径大、单生的品种称为月季，小朵丛生的称为蔷薇，可提炼香精的称玫瑰。更直白一点说，玫瑰在当时是属于“贱”花，决无可能被人用来求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