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回忆“五四”（1/2）

杨振声

一

一条东西长街上站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嚷嚷着要看“娶贤良女”。

“什么叫娶贤良女？”我正放午学回家，仰面问一个有山羊胡子的人。

“等会你就看见了，小孩子急什么！”他那山羊胡子随话掀动。

不久，耳边飘来一阵凄凄凉凉的喇叭声。迎面来了全副执事，吹鼓手，引着一乘蓝轿，轿内抬的是一个牌位，牌位上披着一幅青纱。接着又是一乘蓝轿，轿内却坐了个十七、八岁的少女，惨凄的面容中只见她一双茫然失神的大眼睛，视而不见地呆呆向前望着。头上也披了一幅青纱。这整个的情景像出殡，连那当午的太阳都显得白惨惨的了。

跑回家问我的祖母。

“贤良女就是贤良女呗。”祖母一点也不感稀奇，不紧不慢地说，“你问娶媳妇，新郎在哪里？他死了，牌位就是新郎，嫁给牌位，就是贤良女……你张着嘴尽看我做什么？瞧你那个傻样子！”

“也难怪！”她停一会叹口气说，“年轻轻的姑娘，嫁了个牌位！说不定从来没见面呢。她得同那个牌位拜天地，还得一块入洞房，还得晚上陪着那个牌位……坐着……”

我感到脑后阴风习习了。从此就有一个面容惨淡的少女，深夜里坐在一个牌位旁边，闪着一双茫然失神的大眼睛，常常在我心里出现。

又一次，黄昏时候我出城，刚走近城门楼，耳边嘣的一声爆响，吓了我一跳。定神一看，一个撅着八字小胡，穿水手衣服的日本人正在打城楼上的鸽子。一枪不中，他又要放第二枪，那群鸽子已扑楞楞地飞开了。他叽哩呱啦骂些我不懂的话，把枪往肩上一横，大踏步闯进城去，如入无人之境！我喘了一口粗气走出城来。“哦！那不是一只日本兵船？”它正耀武扬威地逼临着我们的海岸，像一个无赖骑在你脖了上，他还在你头上得意地呲着牙狞笑！

以上是“五四”以前我在家乡山东蓬莱小学，中学念书时碰到的事。当然，怪事还多得很，不过这两件我总忘不了。

二

旧日的北京大学，确是个古气沉沉的老大学。只是在1916年后，蔡元培先生来作校长，才带进了清新的空气。来自全国各地旧家庭的青年们，多少是受过老封建的压迫的，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在学校接触到欧洲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思想，在蔡先生所倡导的自由学风下，对旧道德、旧文学嗅到了那股陈腐的气味！更重要的是：像春雷初动一般，《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了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一些青年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确实感到自己是那时代的新青年了。当时在北大学生中曾了《新潮》《国民》两个杂志，作为青年进军的旗帜，来与《新青年》相呼应。

新事物的生长是必然要经过与旧事物的斗争而后壮大起来的。五四运动前夕的北大，一面是新思想、新文学的苗圃，一面也是旧思想、旧文学的荒园。当时不独校内与校外有斗争，校内自身也有斗争；不独先生之间有斗争，学生之间也有斗争，先生与学生之间也还是有斗争。比较表示的最幼稚而露骨的倒是学生之间的斗争。有人在灯窗下把鼻子贴在《文选》上看李善的小字注，同时就有人在窗外高歌拜伦的诗。在屋子的一角上，有人在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桐城派古文，在另一角上是几个人在讨论着娜拉走出“傀儡之家”以后，她的生活怎么办？念古文的人讨论者表示憎恶的神色，讨论者对念古文的人投以鄙视的眼光。前面说过学生中曾《新潮》与《国民》，但同时也了与之相对立的《国故》。这三种杂志的重要人都出在我们“五四”那年毕业班的中文系。大家除了唇舌相讥，笔锋相对外，上班时冤家相见，分外眼明，大有不能两立之势。甚至有的怀里还揣着小刀子。

当时大多数的先生是站在旧的一面，尤其在中文系。在新文*动前，黄侃先生教骈文，上班就骂散文；姚永朴老先生教散文，上班就骂骈文。新文*动时，他们彼此不骂了，上班都骂白话文。俞平伯先生同我参加《新潮》杂志社，先生骂我们是叛徒。可是我们不怕作叛徒了，旧道德变成那个骗娶少女的死鬼牌位了！时代给我们一股新的劲儿，什么都不怕。辜鸿铭拖着辫子给我们上欧洲文学史。可是他哪里是讲文学史，上班就宣传他那保皇党的一套！他在上面讲，我们就在下面咬耳朵：

“他的皇帝同他的辫子一样，早就该斩草除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