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先秦诸子百家与《周易》（2/2）
研究庄子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庄子的思想中有诸多《周易》的影子。
有学者研究认为，庄子所提出的“道数”概念源于《周易》的象数模式。
该学者指出，在《庄子·知北游》中，庄子提出了“道数”这一概念。如下：
于是泰清问乎无穷曰：“子知道乎？”
无穷曰：“吾不知。”
又问乎无为，无为曰：“吾知道。”
曰：“子之知道，亦有数乎？”
曰：“有。”
曰：“其数若何？”
无为曰：“吾知道之可以贵，可以*，可以约，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数也。”
该学者说，无为所说的“道之数”，就是“道数”。无为论“道可以贵，可以*，可以约，可以散”，就是用“贵*”、“约散”两组相反相成的范畴来说明“道数”的根本特征。以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说法推之，所谓“道数”就是用来表示宇宙万物阴阳互动、相反相成的变化规律的周期数。如《庄子》书中“七日而浑沌死”、“七日而后能外物”、“七日不火食”、“七年而天成”、“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等话语中的“7”，“九日而后能外生”、“渊有九名”、“九年而大妙”、“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等话语中的“9”，“寓言十九，重言十七”中的“19”和“17”，“奸者七十二君”、“七十二钻而无遗英”等话语中的“72”，就是“道数”。
该学者经过研究后，得出以下结论：
原本《庄子》49篇之数源于《周易》筮法所用大衍之数49。
《庄子》内篇篇数7以及书中作为“道数”出现的7数源于《周易》的宇宙模式——卦象和《复》卦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所揭示的“道”运行变化的周期7。
《寓言》篇第一节文字“寓言十九，重言十七”两句话暗含的“道数”36源于伏羲八卦方位排列序数之和；第四节文字中出现的1、2、3、4、5、6、7、8等八个数分别源于伏羲八卦方位图八个卦象的排列序数；9数则源于伏羲八卦方位图上两两相对之卦的序数之和。
《寓言》篇第三节文字用“三釜三千钟”隐含的“道数”384与一个闰年384天之数相合，源于《周易》六十四卦384爻。
《庄子》书中出现的“道数”72乃36的倍数。从《周易》筮占取用“后天”八卦方位，却用伏羲八卦序数来推论，“后天”八卦方位图中不连续的八个卦象的序数之和也为36。伏羲八卦有顺次的排列序数与“后天”八卦所用序数之和为72。由此推断，《庄子》书中出现的“道数”72即源于伏羲“先天”八卦排列序数与“后天”八卦所用序数之和。
又有学者研究认为，无论剖析《庄子》内篇的哪一篇，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是按照六段成篇的模式构制的。当然，作者在具体运用这一基本原则时，具有变通性和灵活性。
该学者指出，《庄子》以前的先秦典籍中，按六段成篇的原则编纂的典型之作是《周易》本经，“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庄子》内篇也以六段成章，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效法《周易》本经而来。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庄子》内篇借鉴了《周易》本经六位成章的结构方式，是在文体形式上对《周易》本经的继承，这种继承是有意识的、自觉的。
此外，该学者还认为，《庄子》内篇所以由七篇组成，这七篇论述内容的确定、先后顺序的排列，都是借鉴《坤卦》七爻而来。《坤卦》七爻是《庄子》内篇的骨架，《庄子》内篇是在《坤卦》七爻基础上展开的，是成体系的精心之作。
最后，学者指出，《庄子》内篇并不是《坤卦》七爻的正解。庄子在借鉴坤卦七爻的过程中，有时是从爻辞得到启示，创构与爻辞相关的意念，然后根据意念去组织故事、展开论述；有时基本是从爻辞出发，但对爻辞的思想进行了加工、改造；还有的是从当时传统的易学出发，立足点是建立在对爻辞的误解上。正因为如此，《庄子》内篇虽然是借鉴坤卦七爻而来，但二者又存在着较大差别。
墨子与《周易》
墨子，名翟，山东滕州人，汉族，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曾提出“兼爱”、“非攻”等观点，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
墨子与《周易》相合，最明显的要数节俭思想。
《周易》蕴涵了丰富的节俭思想，如有“俭德辟难”的训导，还专设了一个《节》卦，很重视节俭。
《墨子》则有“俭节则昌，淫佚则亡”之论。
可以说，《周易》节卦是墨家节俭、节用、节财思想的最早源头，这一点，无论从卦象，还是卦辞都可得到说明。
就卦象来看，节卦为下兑上坎。兑为泽，坎为水。水入泽中，泽满则溢，故应予以节制。
孔颖达曰：“节者，制度之名。节止以义，制事以节，其道乃亨，故曰节亨。”
《程氏易传》云：“事既有节，则能致亨通，故节有亨义。”
朱熹《周易本义》则云：“节，有限而止也。为卦下兑上坎，泽上有水，其容有限，故为节。”
因此，“节”在《易经》中，不仅仅是一种节俭之德，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和规范，还是一种体现宇宙天地变化的原理和法则。
同时，节之内卦兑为一阴二阳，上坎二阴一阳，故为三阴三阳卦。按照朱熹的说法，“凡三阴三阳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来”。故节当自泰来。
虞翻曰：“泰三之五，天地交也。五‘当位以节，中正以通’，故‘节亨’也。”
意谓《泰卦》下乾上坤，下乾的九三爻上升到上坤之中位，与其互易而成节卦。因《泰卦》乃“小往大来，吉，亨”之卦，且成节之后，节之内卦兑外卦坎皆为刚柔得中，故节有亨通之义。
正因为节有亨通之义，因此，《彖传》赞美“节”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天地宇宙因为有了节，才使得四季井然有序，生生不已。圣人效法天地之节德，建立制度以规范人们的言行，如此则不伤财，不害民。相反，如果不按照“节”的规范和要求去做事，甚至以节为苦，肯定是不行的。
因此，单是从卦辞上就不难看出，在《易经》中，节无论是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还是作为天地宇宙的原理法则，同后来墨家所讲的“节用”、“节葬”、“节财”、“利民”思想都是相贯通的。这一点从《节》卦的爻辞中，亦可得到验证。
初九爻曰：“不出户庭，无咎。”
《象传》释此爻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象》曰：知通塞，言二阻塞也。
因此，从爻象上看，此爻意在告诫人们在做事情时，一开始就应当谨言慎行，节制自己，见通则行，见阻则止。
金人王申子在解释《节》之初爻时说：“阳刚在下，居得其正。当《节》之初，知其时未可行，故谨言谨行。至于不出户外之庭，是知节而能止者，故无咎。”
明人徐在汉曰：“坎变下一画为兑，象止坎*。户以节人之出入，泽以节水之出入。初：不出户庭，以极其缜密为不出，此其所以无咎。”。
从以上所释，可以看出，在初九爻中，“节”不仅是一种人伦道德，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制度，也是一种自然之理。把这一原理落实到人，就是要求人们做任何事情，一开始就有节有度，谨言慎行，进退有止。
总之，《墨子》节俭思想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以在《周易》中找到蛛丝马迹，尤其是尚节、尚用、兴利等，在《周易》中皆可见其端绪。
鬼谷子与《周易》
鬼谷子，姓王名诩，又名王禅，春秋时卫国朝歌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是先秦诸子之一。
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
鬼谷子是战国时期楚国人，相传祖籍朝歌（今淇县）城南。鬼谷子精通周易八卦、数学星纬、兵学韬略、游学势理、养性保身及纵横术，周游四方，广交朋友。曾到过扶凤池阳（今陕西省泾阳）、颖川阳城（今河南登封告城）、太白山（今宁波勤县东）等处，后在云梦山（朝歌城西15公里）水帘洞隐居讲学，创建中国古代第一座军事学校——“战*庠”。培养出苏秦、张仪、孙膑、庞涓、毛遂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当时和后世广泛地运用到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
传说鬼谷子还收仙道家茅漾、徐福及计然等为徒，分别传授长生术、经商术、占卜术等，使他们成为一代历史名人。所以，历史上不仅纵横家们侍奉他为祖师爷，兵家们崇尚他的谋略，即便是民间占卜之流也都推尊他为师爷，甚至那些修鞋、配眼镜的也都推崇他为自己的先烈先祖。
至今张家界市，仍然流传着许多鬼谷子的传说。《直隶澧州志》载：“鬼谷子。隐居天门山学《易》。石室幽邃，下有清流。今石壁上有甲子篆文。”相传鬼谷子还在天门山创造出一种健身硬气功，俗名“鬼谷神功”。
鬼谷所创的纵横学的基本观念就是“阴阳对峙”。这正是源于易学的阴消阳长的辩证原理。鬼谷子的军事思想也是源于中国最古老的文化之学——《易经》八卦，鬼谷子的兵学思想是宇宙化的一切方法、技术、原则、原理，所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大无其外，细无其内。鬼谷子的兵法是宇宙观的，包含甚广，不单对军事、政治、外交、社会、经济、人事，实乃包含宇宙一切。
此外，鬼谷子所著的《鬼谷子》一书，是一本策略书籍，它将《周易》的变易之法用到了极致。鬼谷子独得《周易》之穷通变易之理，指出了政治权谋家，颠倒黑白，偷天换日之术。更指出了民心乃社会之基。也导人修身养性之法，教人识命之数，阴阳五行之理。
邹衍与《周易》
邹衍，战国时期齐国人，活动的时代后于孟子，与公孙龙、鲁仲连是同时代人，是阴阳家的主要代表。据说做过燕昭王师，死于长平之战以后。
《周易》讲阴阳，在《周易》的启发下，邹衍首次将阴阳与五行合和而论。阴阳是朴素的辨证法，五行是朴素的唯物论。至邹衍混合两种思想，并且改造成唯心论，大大加强它们的神秘性，创立起阴阳五行家。
齐宣王时，邹衍就学于稷下学宫，先学儒术，改攻阴阳五行学说。
《盐铁论·论儒第十一》云：“邹衍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邹子之作变化之术，亦归于仁义”。
《盐铁论·论邹第五十三》云：“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以喻王公列士……”
可见，学儒术也好，攻阴阳也罢，邹衍的目的是在寻求经世致用之学，充分体现了他匡世济民的入世精神。对此，司马迁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说：“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断行之……邹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
后人不察其大道，而学其小术，故封建迷信兴，这不是邹衍的错误。“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然而邹衍不是为谈天而谈天，他以谈天为手段，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为目的。建立于阴阳五行基础上的“五德终始”说才是他学说的核心所在。
邹衍认为，从天地剖判以来的人类社会都是按照五德（即五行之德）转移的次序进行循环的。而五德转移是仿照自然界的五行相克即土克水、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的规律进行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变化同自然界一样，也是受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元素支配的，历史上海一王朝的出现都体现了一种必然性。
邹衍说：“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
《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七略》曰：“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
《吕氏春秋·应同》讲得更具体：“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上述引文据近代学者考证，应属于邹衍的佚文，至少体现了邹衍的学说精神。邹衍的这种学说为齐闵王称东帝，燕昭王称北帝奠定了理论基础，因而受到他们的礼遇和重用是不难理解的。这种学说后来被秦始皇接了去，为他的称帝及其统治服务。
《史记·封禅书》说：“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
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说：“东莱吕氏曰：方邹衍推五德之运，人视之，特阴阳末术耳，若无预于治乱之数也。及至始皇始采用之，定为水德。以为水德之治，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则其所系岂小哉！”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自有其合理性，然以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来解释，就陷入了机械论。至于秦始皇的“水德之治”，错不在邹衍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