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二章 建设与控制（2/2）

得知这一情况的王维忽然觉得自己是不是太过小心了，是不是应该胆子再大点儿，但王大官人又怕步子迈大了扯着蛋，是以一直有些犹豫不决。但是一次事件改变了王大官人的看法。

“夫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进之，然后通流而不滞……今为大国者，有无穷不竭之货，反妒大商之分其利，宁使无用而积为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贩夫，大国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大商，此与商贾共利取少致之术也。”这是大文豪苏轼的一段话，这也是王维在调查杭州府的资料时无意看到的。

其本意是说政府应该将利还于民，还于商，不能只图自富而至百姓不顾，这一点无意之中开通了王维的思维，当然王大官人肯定不会这么无私的，只是这一段话让王维想起来前世的一种政策，一种两利的政策，一种能生金蛋的政策！

不久一份新的政策出台了，朝廷允许商人在松江、杭州购地，但购地之后必须按照朝廷给予的规划进行建设。如此一来，朝廷不禁赚到了钱还做到了预期的规划，而商人们也购到了地，正常的营业，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也是一个借鸡生蛋的金点子。

对于在两地活动的商人，王维也竭力的想出了法子进行控制，他可不愿意徒为他人做嫁衣，最后还搞出来一帮控制不住的力量。

商人在古代最初只是个体分散式的经营，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商人群体，可以说是有”商”而无”帮”。但到明时期，情况发生了改变，由于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人地位的提高、竞争的加剧以及人们从商观念的转变等种种因素，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各具特色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商帮，商人开始以群体形象活跃在历史舞台。

明清时期的地域商帮举不胜举，比较著名的就有山西商人（即山右商）、洞庭商人、徽州商人、广东商人、福建商人、宁绍商人、江西商人（即江右商）等等。对这些行贾四方的商人来说，会馆与公所就是他们与家乡以及同行间进行联系的纽带，是他们在异乡可以倚靠的组织。

商人们也有自己的行业神崇拜，不同的商业行业所崇拜的行业神祇是不同的。地域商帮，顾名思义，是商人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地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谊”为宗旨形成的商人群体。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从商的观念也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也因此导致了商人队伍的扩大，以及商业竞争的加剧。出门谋生，闯荡商海，更加不容易。地域商帮的形成，可以让同族或同地，具有共同地域背景的商人相互照应。由于有了这层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商人之间不仅有了很强的亲情认同感，商业的成败、兴衰更直接与本族、本地的利益息息相关。

随着商业的发展，商帮规模的扩大，有些行业在某些地区完全被某个商帮所垄断，其他商帮根本无法插足。更可怕的是明朝许多的商帮背后有朝党的身影，有些甚至就是官员亲属行商。

如此一来那就是一股可怕的力量了，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期，这种情况是不被王维所允许的，他要控制，他要操纵！

根据经营商业的项目，商人可分为牙商、盐商、铁商、米商、糖商、丝绸商、陶瓷商、烟草商、典当商、布商、药商等。王维的第一计策是将这些商人按照经营项目进行分类，每一类都分开管理。

在这些经营商业的项目中以牙商最为著名，所谓牙商，本来是指在城市和乡村的市场中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并从中抽取佣金的居间商人，亦称牙人。明时，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牙商人数大大增加，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当，称为牙行。而牙行在港口贸易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王维仿照清代的广东十三行，将这个庞大的牙商群体分为许多小部分，从而避免一家独大，以便于控制，此为第二政策。

明清时期，商人的势力不断扩大，再也不能忍受行的控制。明清时期商人社会势力提高的集中表现，是他们有了自己的正式团体──会馆。建立会馆就是使同乡在外做生意有落脚之处，乡人有个聚会之所，以便联络感情，交流商业讯息。随着业务的发展，商人对会馆的职能又有所不满，于是出现了打破地域界限，以同行业组织在一起的团体──公所。会馆和公所是明代后期产生的一种地域商业行业组织。

对于这种情况，王大官人即欣慰也无奈，只有运用法律国策对这些组织进行规范，还有专门的与之沟通协调的政府部门‘同商馆’，听起来这更像是一个饭馆的名字，但这确确实实是一个政府机构，其主要责任与后世的消协差不多，只是责任大一些，管的宽一些，对入行条件、商品价格、使用的度量衡、招收学徒、同业救助等都有相应的规定，维护行业信誉和产品质量，引导商人组织合理竞争。这是第三个计策……

相应的王维也给商人相应的补偿，官方的保护，这是商人们最需要的，也是王维喂给商人的一颗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