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1/2）

自从马老师自杀后，工作组的人就不再批斗老师了，就叫老师们自觉闹革命，把自己的书籍通通交到学校工作组办公室检查。有的老师为了向工作组表示诚意，连过去的康熙字典都交上去了，说老字典里的有些解释不符合思想。

后来，就把重心转移到学生身上，这时邓团长就开始在同学们中间找问题。说来也巧，据说，高二年级有个叫史勇敢的人说过反动话，他在和同学们吹牛时说过“公共食堂时，他们生产队饿死了十多个人”。这下可不得了，这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

于是，在办公楼的乒乓台上又开了一场批斗史勇敢的大会。因为是第一次批斗学生，这次就更热闹了，可以说是所有批斗会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但也是开会最短的一次。因为很多同学都说史勇敢说的是实话，有些同学还说自己生产队饿死的人更多，那是自然灾害，国家还要还苏修的债。弄的主持人很尴尬，就草草收场，叫史勇敢回去写一份书面材料交工作组，半个小时就散了会。

可是，史勇敢却没有他的名字那样勇敢，当晚就服毒自杀。幸好，现及时，被同班同学送到学校山下的县医院抢救，没死成。

当晚很多同学都到医院去看望他，我和邹钦明也一道去了。小小的病房挤满了很多人，除了安慰他以外，大家都把矛头指向工作组和红卫兵大队部。有人说：“工作组进校，老师和同学都遭殃，文化大革命到底要革谁的命？”

“我也不明白，通知上说是要革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命。难道我们的老师和同学都是修正主义分子吗？”

“我觉得应该是革那些混进领导班子里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命，而不是老师和学生。因为他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赫鲁晓夫就是苏联的高层领导。”邹钦明若有所思的说。

“对，很可能是革他们的命”很多同学赞同地说。

“可工作组是县委县政府派来的，他们应该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办事呀，怎么会是这样呢？”

“你们还记得县委木书记说的要找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走资派，要到日记本中去找，到写的文章中去找，到生活中的言谈举止中去找的话吗？工作组不就是这样贯彻的吗？”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过不停，但没有谁能合理地解释生在我们学校的现象。

到病房看史勇敢的人越来越多。进来一拨人，先来的就出去让后来探视的人，不然，这小小的病房就会被挤爆。

后来，学校平静了很长一段时间。据说，工作组的中心转移到了机关、工厂和街道去了，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大队部的人也跟着去了。

没多久，就听说县人委揪出了一个反革命分子刘有力，县印刷厂清出了卖国分子伍成玉，等几十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牛鬼蛇神、走资派。整个龙门县不安了起来，人们纷纷把自己的日记书信悄悄烧掉，生怕被工作组、红卫兵搜出被打成反革命。

由于学校不再批斗人了，似乎文化革命就快要结束了，所以，大家又开始了打扑克、玩象棋、军旗等。好多人还组织班级棋牌大赛，一日三餐照常在学校伙食堂吃饭。我们有助学金的人，同样可以到第三校长安岸春家里签字领取。这段时间我们过的可算是神仙日子了。

可好日子不长，大概在七月底，工作组的人就写出通知说：“按上级指示，文化大革命暂告一段落。以下人员（以邓德士、雷正子等98名学生）回家两天，做好到马县参加四清运动的准备工作，其余同学回家支援农业，打好今年秋收第一仗。”

我和一些同路的支农同学们一道，垂头丧气闹骚满腹地离开了学校。

我又回到我们龙门村了，我本来就是这里孕育出来的生命，回到自己的老巢，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所以，一切照旧，又过起了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一切听从生产队长安排的日子。

可现在我已是19岁的小伙子了，个子也长得见得观众，不再是初中时的1米36了，再整天跟随娘们干些轻活，连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一个小伙子也不可能再去干拖谷草的活，于是也就只得跟随生产队的强劳动力一起干挑粪种地、抬石、车水的重活。那时的身体就像一根芝麻杆，挑起粪桶来左右摇摆，腰腿胀痛，回到家里就不想动弹。车水时，老坐不稳，屁股总要往下掉，有时干脆就不坐，用手吊着扶手，脚登踩锤，惹得社员们捧腹大笑。第二天，队长邹如石就不再安排我车水了。

耕地时，看到牛就怕，远远的牵着牛牵索。别人帮我把枷档套在牛脖子上，再吼一声“走”，我就心慌意乱的抓住犁柄跟着牛走。犁浅了，牛就跑得风快，我拼命地跟着牛跑。跑不赢时，我就用力把犁头插深些，可这一来就惹祸了，嘎的一声，犁袁被拉断了。队长就说：“安娃，你不是干劳动的料啊！”，然后就叫人到保管室再拿一支犁头，顶替我耕地了。我站在那里看着别人耕起地来那轻松劲，就觉得十分惭愧，从此，我再也没有耕过地了。幸好，我是第一次学耕地，大家都原谅我，没叫我赔偿生产队的犁头，但总觉得对不起大家。

我就这样度日如年的过着炼狱般的日子，终于在苦熬了两个多月后，队长在公社开会给我带来了回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