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哭泣的红玫瑰（1/2）

翻开中国历史公元1968年12月22日这页，我们就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但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5o年代便被倡导，至6o年代而展开。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优秀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他们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做出了很多成绩。因此，广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5o年代中期到就已经开始了。只是那时的规模较小，出现的问题也很少。可这次却不同，目的也相差很大。前者是消灭城乡差别，后者是接受再教育，还有可能是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做准备工作。

公元1969年元旦刚过，成千上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就响应党的号召，一批又一批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7o年代末下乡知青总数就达到了2ooo万人左右。这么多知识青年落户到了农村，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给农村带来了生气。特别是那些长得如花似玉的女知青，有如一朵朵含苞欲放的红玫瑰，给只有朴实的山茶花、红苕花的农村增添了色彩，让农村人大饱了眼福。

她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本应该受到他们的呵护，在他们的培育下，茁壮的成长。但这些单纯的姑娘，有很多人却没有受到保护，毫不防备从她们身边伸来的色魔之手，被侮辱；有的为了前途，有的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竟被人占有……而事后，多数人都不敢声张，默默地吞食着苦果。偶有勇敢者，家庭有背景者，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很难得到援助。据说，龙门县的加富区区委书记*了13个知青，其中有个是某军区长的千金。事情查证后，犯罪分子仍然逍遥法外，最后某军区负责人只得请示省公安厅，直接抓人，犯罪分子才得到镇法。

目睹到这一切的贫下中农也无能为力，他们眼看着这些悲剧的生，只有默默地祈祷上天惩罚那些握有权柄而为非作歹的恶魔。

终于在公元1973年，国家铁拳出击，大获全胜，一批犯罪分子被纯之以法。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1973）1o4号布了。

文件说：《关于黄砚田、李耀东奸污迫害女知青的通报》：黄砚田，黑龙江建设兵团16团团长，49岁，江苏泗洪县人。43年入伍。44年入党。李耀东，16团团长，48岁，河北迁西人，44年入伍，43年入党。奸污、猥亵女知青达数十人。有的被黄奸污后，又被李奸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紧接着，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就陆续开展了对犯罪分子的打击，揪出了很多犯罪分子。

国务院知青办《情况反映》，在1975年4月28日就转了浙江省革委《关于处理祝江就奸污迫害女知青案件的通报》。

通报说：祝江就，浙江省江士县丰足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44岁，195o年入伍，1954年入党，用各种手段奸污女知青8人，猥亵8人，还奸污其他妇女8人。甚至*病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众多女知青在农村被*、*、侮辱、猥亵的事实，在许多知青作家的作品中都有反映。

美籍华人女影星陈冲，还根据其好友、美籍华人女作家严歌苓的作品，在其祖籍四川秘密拍摄了一部以女知青受性迫害为题材的影片《天浴》（受到有关部门的严肃批评，陈冲在事后也做了诚恳的道歉）。

**中央第26号文件当时曾向全体知青传达，其中就有专门的一条，要审理破坏上山下乡、迫害知青的案件。**副总理大笔一挥，下令枪毙了迫害女知青的四个人，其中就有被说成“与日本鬼子一样”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8团的连长张国良。中央26号文件传达后，各地都审理公布了一批迫害知青的案件，为知青们出了一口气。

据邓贤的《中国知青梦》记载：张国良任连长三年，几乎不动声色地奸污了几十名知青，其中数人多次堕胎。以至后来，才有**副总理所指出的那样：女知青们听见山上的老鼠跑，树叶响，或者喊一声：“连长来了！”就会吓得簌簌抖，“如同日本鬼子来了一样”。“当时代把张国良放在一个权力造就的扭曲的兵团社会里，在个人权力的无限膨胀和知青群体绝对的人身依附，形成反差鲜明的两极状态时，作为意志薄弱的个人，能够抵抗得了这种权力的巨大诱惑和侵蚀吗？我们不否认每个人内心都隐藏着种种道德或不道德的个人**和本能。人类文明的目标之一，就是不断地增强理性和完善自我。然而，当文明遭受践踏的时候，权力便无限地放纵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o年云南建设兵团组建到1973年，18团营教导员蒋小山利用职务之便，*了女知青2o余人，猥亵侮辱者多达百余人。蒋小山在本质上并不是天生的坏人，他出身三代贫农，种过地、受过苦、扛过枪、打过仗、多次立功受奖，出生入死，救护战友，光荣负伤，参加过抗美援朝。但他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因为农民阶级本身不产生革命思想，他们对权力的向往和崇拜往往导致更大的人身依附。封建权力易主，却不会改变性质。如果蒋小山是个农民，勤劳致富，那么他也许是个称职的好丈夫、好父亲。如果在制度健全的部队里，上下制约，团结奋斗，他也许是个吃苦耐劳的基层干部。但是，时代偏偏为他提供了缺少法律监督和绝对集权的政治环境，而建设兵团又以改造知识青年为己任。因此，农民出身的他在这里找到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中心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