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银行家与情报网(2)（1/2）

维克多提交的众多论文围绕着探讨银行业在社会运作中的作用这一逻辑主线来展开。其中，他的一篇重要文章的题目就是“**和银行业的未来”。这篇文章充满了各种各样新奇的智慧闪光点和有趣并具备可操作性的提议，但“使徒会”对这篇文章反应并不太热情。因为这些使徒中间多数人并不具备相应的金融领域方面的知识，对商业运作也不是太内行，大家探讨问题时还是偏向学术化。他们更关心的是社会变革、社会运作和社会根本制度方面的问题。

在他们当中，布朗特是个“先行者”，已经完全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体系。同时，他试图引导维克多也走向同样的道路。在日常交谈中，他经常巧妙地问起维克多对他自己家族银行的看法。这个问题不免令维克多为难。他一方面觉得自己家族的整套银行运营只是在毫无意义地把金钱从一处运动到另一处，以便从中获得利益，认为由国际银行家族所构建的金融体系并不能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益处；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想或者不愿意站在自己家族所代表的国际银行家势力集团的对立面。

此时20多岁的维克多，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在经受巨大的冲击。布朗特给维克多反复灌输一种观点，就是国际银行家所构建的银行垄断体系并不是毫无益处，如果爆发革命，整个银行体系被全面国有化，由国家来控制的话，也能够为社会带来极大的益处。

维克多并非布朗特和卡皮察眼中思想单纯的“小白兔”。由于性格早熟和深厚积淀的宗教信仰，还有他与生俱来的家族烙印，维克多很小就已经是个思维活跃复杂，有强大的意志力和伟大志向的人。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极有主见，绝不会因为来自外部的劝说和理论影响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的心态始终如一，深谋远虑，深藏不露，指向明晰。他显然有自己的考虑和打算，这也是世代家族传承所积淀下来的思维方式。

在他心目中酝酿着一个更远大宏伟的目标，甚至是远远超过意识形态的社会发展规划。他在接受身边这些人的思想理念的同时，也在琢磨着如何利用这些人，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服务。维克多的天性中，活跃着商人的基因，他对利益的获取**始终凌驾于对理论的兴趣之上。

在“使徒会”的圈子里，还有一个大腕级人物，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维克多和凯恩斯走得非常近。凯恩斯是早期“使徒会”的一名成员，20世纪30年代曾在剑桥大学教书，他在国王学院有一个私人办公室。凯恩斯并不信仰**，但是他对政府应该介入经济运作的理念极感兴趣，一直在密切观察苏联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和动态。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使资本主义思想体系陷入重大危机，各种社会思潮都在试图寻找社会发展的出路，经济学家也不例外。可以说，当时的凯恩斯也受到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思潮的影响。

维克多经常到剑桥大学凯恩斯的办公室找凯恩斯聊天。他每次造访凯恩斯办公室的时候，都看见凯恩斯坐在一把摇椅上，正在读洛克或者休谟的哲学著作。维克多几乎从来没有看到凯恩斯在专注研究经济学。两人相见总是谈天说地，很是投机，在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收藏图书上，更是有说不完的话。但是维克多心中一直有个疑问，凯恩斯什么时候做他的本职工作呢？

凯恩斯比维克多大二十几岁，但年纪与经历的差距并没妨碍他们成为亲密的忘年交。维克多找凯恩斯从来不需要事先约好，兴之所至，随时登门。两人会面总有谈不完的话题，从哲学、社会、文学，到社会改造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乃至讨论社会究竟应该如何运作的大问题。维克多与凯恩斯经常探讨的另一个主要话题就是对英国金本位的看法。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世界黄金领域的特殊地位不可忽视，维克多对黄金在英国银行体系和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作用自然有着不寻常的关注。

在“使徒会”的讨论会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凯恩斯的演讲和论文。凯恩斯当时已年近五十，他的社会阅历和见识，以及对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第一手信息和材料的掌握，当然令这些20岁出头的本科生高山仰止。他既有深厚的理论深度，又具备丰富的社会实践方面的真知灼见和经验。凯恩斯在“使徒会”的一次讨论会上，专门作了一个题为“政府干预”的报告，此篇论文使“使徒会”的大部分成员，包括维克多都深受启发和震撼。维克多的兴趣焦点从来没有集中在纯理论和抽象的东西上，他其实更关心实务操作细节。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维克多提到了凯恩斯的这篇论文，并且抱怨道：“‘使徒会’这帮人总是喋喋不休地探讨**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题目实际上相当枯燥。伯吉斯、沃特森还有理查德·戴维斯说起这种理论问题都两眼放光，兴高采烈，满脑门出汗，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说的这些话都缺少内在逻辑的连贯性，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维克多的另外一篇论点空泛务虚，题为“**和科学的希望”的论文在“使徒会”中受到了大力称赞和一致好评。

这期间他们这个小集团里又加入了一位新的成员，他是剑桥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个学生，此人正是菲尔比，“剑桥五杰”中第三名暴露的克格勃间谍。

菲尔比的父亲

菲尔比的父亲约翰·菲尔比也是一位传奇人物。约翰·菲尔比也毕业于剑桥三一学院，他的同窗好友尼赫鲁就是后来印度的总理。尽管不如自己的儿子有名，但是作为犹太人，约翰·菲尔比高度关注中东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局势，他对中东的地缘政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约翰·菲尔比是英国殖民地情报系统的官员，曾经参与策划了阿拉伯大起义，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保护巴士拉地区的油田，这是当时大英帝国海军的唯一石油来源。约翰·菲尔比对阿拉伯人承诺支持他们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联邦国家。与约翰·菲尔比同时参与阿拉伯大起义的还有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但是双方支持的阿拉伯领袖却不一样，约翰·菲尔比看好阿拉伯部落酋长沙德（ibn saud），而劳伦斯支持赫贾兹国王胡赛因。

赫贾兹地区的哈什米特家族（house of hashemite），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代，在过去的700年里一直是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法定守护者。国王胡赛因作为阿拉伯人的大酋长，在伊斯兰世界受到普遍尊敬。1915年10月，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和胡赛因达成协议，答应他如果阿拉伯部落发动起义加入战争，战后将赢得独立。

无论是沙德还是胡赛因都不知道，英、法两国早已秘密议定近东地区战后的势力划分。1916年5月，英、法签订《西克斯—皮科特条约》（sykes-pibsp;treaty），规定战后奥斯曼土耳其的阿拉伯省份中，法国将得到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则分得约旦、巴勒斯坦和伊拉克。1917年11月，英国又发布“贝尔福声明”（balfour declaration），将巴勒斯坦单列出来作为犹太人的家园，以换取犹太科学家魏兹曼（chaim weizmann，以色列第一任总统）的军事科研成果。英国许诺的大阿拉伯联邦只是一个骗局而已。英国的背信弃义，在以后许多年里给阿拉伯世界和西方的关系蒙上挥之不去的阴霾。菲尔比与劳伦斯不过都是英国政府的马前卒而已。最后，约翰·菲尔比支持的沙德（ibn saud）成为沙特阿拉伯国王，而劳伦斯支持的胡赛因的儿子费萨尔（feisal），成为伊拉克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