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一九四二”（1/2）

再看《温故一九二》，已是四年后的今天。

同开始看到时的感觉不同，现在除了震撼，已有些余味，大概是船要开动时的感觉――咣荡咣荡的摇摆，起伏，不能压抑的慌乱。

在重温灾难现场之后，我来到作者欲挥的思想之中，探询那层掩盖的事实。

历史上能装孙子的人不少，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他们都能装，也装的挺像那么回事――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后装了一回，让世人都知道他的无奈；赵匡殷在喝酒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装了，免得人走茶凉被人骂“过河拆桥”；朱元璋装的最彻底，也是最可恨，装的让人恨不得挖出尸体来鞭尸枪毙一百次都不解气。当然，这些都是历史人物，历史政治家，已经oVeR了，起码在一九四二oVeR了，不能祸害到这个时候的中国，但我们可以总结到，能成为历史“人物”，历史政治家，不但要有手腕，必然也要会做人，那么装孙子的技术也势将高人一等，那么，我们要找哪个统治者呢？

史料记载，这个时期执政的国家最高元是蒋介石。

老蒋的生平，充满着惊涛骇浪。政治家的生涯使他狡诈似狐狸，老辣如油条。面对这么一个人，换成是谁，也要小心谨慎，即便如此，也要作好随时被推出午门斩的心理准备――老头心理想什么，一般人不知道。

说远了，一九四二年，蒋在重庆黄山官邸遥控中国，作为中国为时最高统治者，蒋为中国所作出的一切，有功有过，我书读的不多，却也略知一二，也不细说，到此打住，我们转过头去，看看老蒋是如何救灾的。

如同历史上大多执政者的性格一般，老蒋也心思细密，善猜多疑。抗战的艰苦（也许是抗共，也许是抗日，这里不谈），民生的苦难，他身为国家最高元，比一般人知道的并不少，但正如作者所言，“同样作为摆在他文件餐桌上的，还有：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等等。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五十年之后，我们知道当年有邱吉尔、甘地、仪态万方的宋美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有谁知道我的故乡还因为旱灾死过三百万人呢?”

这些话，令我“浮想联翩”难以抑制。

归根结底，三千万灾民在中国，只是当时中国总人口的1/1o多一点，而在老蒋看来，上报的官员因河南地区乃抗战最前线而谎报实情，故意夸大，加上死人的年代多的很，天灾**势不可免，相比之下，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老蒋当时的想法――可能有灾情，但不会这么严重――确实比较正常，后来关于此事的研究作者们认为老蒋不体恤民生，不爱民如子，确是冤枉。

但是，当老蒋并未作出救灾的指示时，他的想法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也许是宋美龄访美，也许是甘地绝食，也许是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因为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有着绝对重要地位的事件，也是可以瞬间改变一个时代的事件，他错过，或者一个错误，就会成为历史罪人，同样，相反地，处理得好，就是民族伟人，就是英雄。所以，当老蒋听到河南有灾祸，祸及三千万黎民百姓时，他不甚了了地说了句“可能有灾情，但不会这么严重”，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些所谓的作家们的指责，似乎欠妥。

后来生的一些事，成了灾祸后的必然，也是老蒋“大意”后的结果。

史料记载，“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水旱蝗汤’，袭击全省一百一十个县。”。而在这之后呢？那些灾民又如何呢？

前面已经提到灾祸中的辛酸，我已不忍再次猝读，但字里行间的辛酸处，我无意中现了如下一段话：“关东比陕西富庶，易于人活命。但我（作者）考察历史，我故乡（河南）没有向关东逃荒的习惯:闯关东是山东、河北人的事。我故乡遇灾遇难，流民路线皆是向西而不是往北。虽然西边也像他的故乡一样贫瘠。当然，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东北三省已被日本人占了，去了是去当亡国奴。”当我再次读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中国人的骨气是如何之硬，中国人的尊严，是如何的不可挑战！面对如此残酷的饥荒，死亡在逼迫着每个人，意志力走到了最边缘，人性早已不复存在，就是这样的情况下，仍没有人会为了生存而当亡国奴，仍没有人为了那一口残饭出卖国家，因为他们仍存在希望，因为他们仍有他们的军队，他们仍有守卫中国的，守卫他们自己的士兵！

看到这里，我不禁为我的先人暗自喝彩：他们失去了生命，却得到了尊重；他们纵然死的很惨，死的很苦，甚至死的没有了人的样子，但他们的灵魂仍是光亮的，仍是高大的，仍是值得敬仰的！所以我羞愧，我羞愧着为同为中国人看到这些字眼而耻于承认自己是灾民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