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为官之道（1/2）

书接上文。

林星听到苏轼将他比作周瑜，心中大感受宠若惊，连忙道：“先生此喻，晚辈愧不敢当。周瑜是个武将，纵横沙场，所向披靡，是个人人敬仰的江东大英雄。而我只是一介寒儒，只知治州惠民，对于两军对垒，晚辈却是一窍不通。”

苏轼似乎有感而发，沉思细想，随即示意林星坐下，道：“你说起此事，我正好有些想法，想和你交谈，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和你分享为官之道，今日一并和你说了吧！”

钟凤娇和小绿看见这种气氛，知道两人有要事相商，便识趣地到船头划水。

林星和苏轼相对坐下，自斟两杯美酒，道：“来，先生，我们一边喝一边说！”

苏轼接过酒杯，轻啜一口，润润嗓子，远远说道：“林老弟，你是读书人，想必知道，我们大宋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是个武将出身。当时正值五代十国的乱世时期，担任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趁着后周恭帝年幼，发动了陈桥兵变，从此黄袍加身，代周称帝，建立宋朝。”

林星点点头，道：“宋太祖陈桥兵变的典故，我听过很多次。”

苏轼续道：“因为是武将出身，而且兵变建国，所以宋太祖深知武将拥兵自立的严重后果。为了不重蹈覆辙，宋太祖决定加强中央集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杯酒释兵权，此举成功削弱开国功勋将士的势力，稳定了天下大局，在当时来说，不失为明智之举。”

林星长期混迹于官场，自然知道功高震主，伴君如伴虎的道理，笑道：“是呀！若不是这一招杯酒释兵权，让开国功臣们卸甲归田，宋太祖恐怕会寝食难安。”

苏轼却笑不出来，叹气道：“开国之时，重文轻武还情有可原。但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就完全是错误的国策了。我大宋北有大辽，南有大理，西有契丹，生存在外族包围的夹缝之中。强敌环伺，我大宋岂能不居安思危？可惜我大宋历代皇帝，均秉承祖训，崇文抑武，诗词歌赋倒是空闲繁荣，璀璨不输前唐，行军打仗却是屡战屡败，羸弱直追后晋。这种外战外行，逢战必败的局面，让老夫很是痛心。”

林星毕竟是穿越者，对于大宋的羸弱，只是在史书上看过，终究没有切身体会，见苏轼说得惨然，道：“先生也不用如此悲观。我大宋虽然军事羸弱，但并非没有一战之力。事实上，我们大宋在与外敌交锋之时，还是胜多败少的局面吧！而且我们大宋，并非没有名将精兵，像杨氏一门，均是忠心耿耿的虎将雄师，足可护卫我大宋千里疆域。论战斗力，我认为大宋可与任何强敌有一拼之力，先生完全没有必要如此悲观。”

苏轼沮丧地摇摇头，苦笑道：“林老弟，你终究太过年轻，看不透其中玄机。要打赢一场战争，并不是兵强马壮就可以的，还有许多战力之外的因素，同样会制约战争的走势。我大宋实行文官管武将的制度。由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枢密院听命于皇帝，调派天下兵马，是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的枢密使大人，是天下一等一的大官，掌管天下生杀大权，但可悲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官位，却是由不懂军事的文官担任，试问如何能打胜仗？枢密院之下是三衙，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分统全国禁兵和厢兵，各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等，地位低於枢密院长官。虽然根据国法，枢密院与三衙分握发兵权和管兵权，互相牵制，但实际上由于枢密使势大，三衙早已臣服于枢密院，成为枢密院的下属。这样一来，枢密使就掌管天下兵马。然纵观我大宋先例，历任枢密使中，真正有军事才华的人寥寥无几，更多的都是些只会攀龙附凤的庸官。”

苏轼说出这番针砭时弊的话，很显然是要开诚布公地和林星探讨，并不打算遮掩什么，唯唯诺诺。想不到他是个诗词巨匠，竟对宋朝武官制度了如指掌，而且看得深入透彻，这番见解令林星受益良多，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苏轼沉沉地舒了一口气道：“文官不知军却治军，武官知军却不治军，这就是我大宋军制的矛盾所在。当年我在黄州当团练之时，对这种矛盾感受最为深刻。那些领军打仗的武官，出发前必须要得到文官的批准，这样不但容易延误战机，而且常常会因为将相不和，闹出将欲战而相不准的闹剧。”

林星听他说了这许多军官之事，有些疑惑道：“不知先生和晚辈说这些，有何深意？”

苏轼点点头，目光深沉地看着林星，像是在审视一颗冉冉升起的官场新星般，肃然正色道：“我说这些，是希望你明白军制的不合理之处。他日你若入朝为仕，封侯拜相，需当谨记我今日之教诲，除弊革新，扬我大宋军威。”

林星闻言一震，不能置信地脱口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