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1/2）

第9章

袁世凯大为满意，极力称赞他们：“仁心义向，懋树风声。”心里却说：孙大炮、黄留守，一群傻瓜！

留守南京的黄兴，接到孙中山从北京发来的电报，说是对袁世凯“绝无可疑之余地”，敦促黄兴“千万先来此一行”，以实现南北“统一”。这样，黄兴于1912年9月11日，也来到北京。

孙、黄在北京呆了一个多月，他们均无同奸诈人物打交道的经验。孙中山才与袁世凯会谈两次，就被袁世凯迷糊住了；孙中山召来黄兴，袁世凯就把他俩一起迷糊住了。孙中山同袁世凯前后晤谈了十三次，每次谈话自16：00至22：00或24：00，有时一直谈到翌日凌晨2点钟，谈得非常融洽。所谈皆国家大事，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等问题。

袁世凯口口声声“以国家和人民为念”，对孙中山提出的每一项主张，几乎无不表示同意。孙中山大上其当，遂把袁世凯这个大阴谋家误作好人，拱手把辛亥革命的绝大部分果实统统给了袁世凯。

就在孙中山到达北京的第二天，8：25，由于同盟会已经瓦解，宋教仁按他自己的“政党政治”论，于此日把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国民党。

作为同盟会实际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早就抱有摆脱同盟会、另组新党的主张，他见孙中山不大过问同盟会会务，黄兴又遣散了民军，就构筑了建立政党内阁的梦幻。他认为，只要通过政党的“合法”活动，在国会里面争取多数，就可掌握到实际权力，就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

革命党人都那么天真，天真得可“爱”！

宋教仁为了实现所谓“政党政治”，积极活动，以同盟会为基础，与官僚政客组成的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四个小政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于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发布了《国民党政见宣言》。改组后的国民党，将同盟会纲领的革命部分放弃殆尽，甚至把“男女平权”也从政纲中取消了，并且滥设党员，把许多投机政客、封建官僚以及向来与革命为敌的立宪派分子都抬进国民党，炒作了一锅大杂烩。这样一来，本来就由于成员复杂而十分松懈的同盟会，就完全变成一个庞党的改良主义团，很难发挥什么战斗作用了。

孙中山对宋教仁此等甚为不满，但他为了维持大局，希望政治能上轨道，还是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会上，孙中山被推选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等为理事，胡汉民等29人为参议，还有名誉参事七人和各部干事300余人。许多国会会员、内阁成员、各省代表和长官，均被列名党员或干事。

孙中山表示不愿过问党务，实际并未承担责，他不久即委托宋教仁代理理事长。他一不要政权，二不要党权，一心办实业、办铁路去了。

1912年9月9日，孙中山正式接受了袁世凯政府给他的全国铁路督办的任命，立志要在十年内修建十万公里铁路，使中国全境四通八达，成为全球第一强国。

他立即全力以赴，认真投入了筹建铁路的工作，积极钻研铁路工程资料，规划铁道建设，继续进行建筑铁路方面的宣传工作，并着手筹建组织机构，日夜筹思，不肯稍懈。同年秋季，先后考察了华北、华中的北宁、津浦和胶济等铁路线；十月初回到上海，10月14日正式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又设立了铁路督办办事处，进行统筹安排。同时，完成了全国各地干线分布的设计，并着手筹措经费。按照孙中山的设想，筹措资金可采取三种方式：一是与外国订立合同贷款，自行修筑；二是订立招股章程，建立中外合办公司，招股修筑；三是批给外国人修筑，期满或一定期限后，由我方采取有偿或无偿方式赎回，收归国有。同时，提出借款要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前提，规定了三条原则：“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他曾就借款和招股工作做过一些努力，但未见成效。孙中山认为，由于我国自身的资金、人才、技术都很不足，不能不利用外资、外国人才和外国方法，即引进先进技术。所以，以第三种方式最为适宜。可是，他的这种主张得不到舆论的支持，甚至遭到责难。期间，孙中山于七月初在上海和英国宝林公司签订了广州至重庆铁路借款合同外，筹办铁路的事业迄无进展。这年秋冬之交，他又出发到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等省，继续宣传他的筑路主张，雷声从大到小，渐渐转为一般宣传了。

由于经费难筹，铁路设计都成了不可充饥之画饼，他不由得一阵阵失落，痛感报国无门。

他“十年不干预政治”，政治却来干预他了。

一次，他去九江宣传办铁路的重大意义，问明警察厅长周北麟，知道外商挂的广告牌并未交纳租金。周厅长奉孙中山命令，照会各国领事，督促各国外商补办了悬牌租金手续。

10月，孙中山到安庆。警察厅长祁耿环下令扣留了英国商船所载的大量鸦片。英国领事反而向安徽都督柏文蔚提出“严重抗议”，长江上的英舰脱下炮衣，准备炮击安庆。孙中山支持柏文蔚，号召一万多群众齐集岸上，焚毁鸦片。英舰升火准备开炮，百姓开始惊慌，孙中山神色自若，继续滔滔不绝地演讲。英国侵略者最终未敢开炮，无可奈何地离开安庆，向长江下游驶去。

1913年2月，孙中山去日本考察实业。

辛亥革命以后，同盟会的实际负责人是宋教仁。孙中山、黄兴认为，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限制，袁世凯就不敢背叛民国。天真上加天真。宋教仁比他们还多一个天真，还想以议会道路和政党政治来限制袁世凯的独裁统治。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协助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并起草《鄂州临时约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法制院院长。

1912年8月25日，宋教仁征得孙、黄同意，以同盟会为基础和中心，联合了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以及一个立宪派小党共4个小党小派，组成了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为理事。由于孙中山全力筹办铁路事宜，无暇顾及党务，遂由宋教仁代理理事长。宋立即发表了《国民党政见宣言》。国民党为国内第一大党。

1912年8月10日，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表面上遵守临时约法，实质上是想通过操纵钦办共和党来操纵国会。谁知国民党却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的大选中以压倒优势大获全胜：众议院569个席位，国民党独占269席；在参议院274席中，参议院也揽得123席。此后，他以国民党领袖的身份游长江各省，极力宣扬责任内阁制，准备此行结束便回京组阁。

3月中旬，他乘火车从杭州赴上海，住在列车中部车厢的一个小包间里。正当而立之年的宋教仁，身着深灰色西装，脸庞略方，颧骨稍高，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闪着锐利与聪慧之光，上唇边两撇粗浓的八字胡须说明了他少年志成，整个神态透露出倔强、刚毅与自信。他精神抖擞，气宇轩昂，正在沉思，脑际里浮现出良师孙中山坚毅、诚挚的面容，一种崇敬、爱戴之情油然而生。虽然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时，曾一度不同意他提议的内阁制；为了此事，在宝昌路孙先生屋里，他们之间还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孙中山当时坚持了自己的意见，没有接受他的主张。但是，后来孙中山从善如流，不仅极力荐举和重用他，而且还采纳了他的许多主张。如今，尽管孙中山热心于实业，致力于全国铁路建设，但仍不忘政治，据前几日的报载，他在日本神户国民党交通部的欢迎会上，还反复强调政党的重要作用，并宣传中国应实行内阁制组织形式的主张。每当想起孙中山的这次讲演，宋总是激动不已：自己的政治主张，得到本党领袖坚定的支持，像是给他心中本就满张的帆，又鼓进了一股强劲的风。

车窗外，柳枝上已发鹅黄色的米芽，赶早的樱桃花带来了暖色。

江南虽已初春，北方却依旧在严冬，天阴沉沉的，地灰蒙蒙的，凛烈的北风怒吼着，卷着尘沙四处乱窜，肆虐地摇曳光秃秃的树枝。中南海的水面上还飘浮着片片薄冰；宫殿楼宇的窗口上，缓慢地滴着冻结了一冬的雪水。